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型冠狀病毒進入全球大流行，疫情蔓延開來，世界各國紛紛加入這場與病毒的戰爭中，前期的防控和治療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日前，全球多個國家出現病毒試劑盒短缺、病毒檢測跟不上需求的狀況，應該如何解決？今天的文章經授權譯自前幾天發表在Clinical Chemistry的稿件，來自臨床一線、公共衛生、感染防控和檢測診斷等多個領域的各國專家分享了他們對SARS-CoV-2檢測等相關問題的看法。

2019與2020年交際之時，中國武漢市暴發了病因不明的肺炎。后來的研究表明，這次疫情暴發是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這一病毒后來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命名為SARS-CoV-2，并蔓延至中國各地以及世界各國。截止到2020年3月1日，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已經超過88000多例，近3000人因此死亡，并有超過5000萬人仍處于隔離中。全球的科學家和臨床工作者反應迅速，在第一時間開展相關工作，以抗擊這一病毒引發的呼吸道疾?。篊OVID-19。

在此過程中，病毒的早期檢測和診斷方法在預防感染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引起了各國的重視并獲得迅速發展。從2020年2月29日開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美國可以進行高復雜臨床檢測的實驗室（CLIA laboratory）在緊急使用授權之前可以對SARS-CoV-2進行檢測。疫情仍在蔓延，前期的防控和治療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也還有很多問題仍待解答。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邀請了來自臨床一線、公共衛生、感染防控和檢測診斷等多個領域的專家，分享他們對SARS-CoV-2相關問題的看法。

關于檢測SARS-CoV-2的手段，有哪些方面是醫療人員應該了解的？這些檢測手段的性能如何？能否在疾病的潛伏期或恢復期檢測到病毒？

Pan：兩種用于病原體檢測的傳統方法是核酸檢測（NAT，nucleic acid testing）和血清學檢測（serological testing）。對SARS-CoV-2的檢測也不例外，在所有可用的方法中，核酸檢測的靈敏性最強，并具有高特異性和高效率，因此核酸檢測在對SARS-CoV-2的公共衛生響應中起著關鍵作用。核酸檢測的檢測限為10²拷貝/ ml（譯者注：檢測限即靈敏度，1ml體液里如果病毒數量少于100個就測不到了），由低特異性引起的非特異擴增在現行的實驗方法中較為罕見。在對SARS-CoV-2的實際檢測中，仍需要對核酸檢測進行嚴格的性能評估，并且其性能確認也取決于能否找到合適的、包含不同病毒載量的臨床測試樣本。

除核酸檢測外，傳統的針對特定IgM（免疫球蛋白M）、IgG（免疫球蛋白G）或病毒抗原的血清學檢測也不容忽略，包括ELISA、CLIA、快速血清學檢測等。在一些情況下，當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時，這些檢測方法可以在臨床上幫助區分是否感染。但是，敏感性和特異性很高的血清學檢測方法相較于核酸檢測更難創建，應該花更多的精力改進血清學檢測方法的性能。

Poon：我所擔心的是檢測手段的準確性。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些由于檢測手段的缺陷而導致的假陰性結果，所以我推薦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參考已在疫情早期廣泛使用的多種檢測方法。同時，在病毒動力學方面，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病毒載量的峰值出現在發病第一周。在疾病發作第二周的患者體內可以檢測到病毒RNA，但病毒載量較低。在無癥狀的情況下以及在已康復的患者中也有核酸檢測呈現陽性的情況。

Charlton and Zelyas: 目前，加拿大和國際上許多實驗室使用的檢測方法都是針對兩個不同擴增區域E（包膜蛋白）和RdRp（RNA依賴性RNA聚合酶）基因的RT-PCR檢測方法（譯注：一種常用的核酸檢測方法）。在疫情暴發初期，加拿大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將所有省份提供的陽性樣本和陰性樣本都寄送到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ML）進行檢測確認?？紤]到后期測試樣本量的增加以及所有平行檢測的結果都與NML的檢測結果一致，那些測試樣本數量足夠大的省份就不用再發送陰性樣本給NML。歐盟采取的策略與此類似，在歐盟，可以將陽性標本發送給任何歐洲專家實驗室進行確認。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設計了另一種測定法，它也是實時PCR測定法，但使用了三個不同的擴增區域：NS3專為檢測SARS樣冠狀病毒而設計，N1和N2區是SARS-CoV-2特有的。此方法已針對所有性能特征（包括靈敏性和特異性）進行了驗證，但是用的很多驗證樣本是摻入合成序列的呼吸道樣品——在可用于測試的陽性參照材料很少的時候，通?？梢圆捎眠@種驗證方式。該檢測方法的分析靈敏度和特異性在驗證過程中通過計算得出，但是由于在北美已檢測到的陽性人類病例相對較少，因此基于實際診斷的數據還很少。

通常，呼吸道病毒載量在癥狀發作后兩天達到峰值，因此建議盡可能在患者接近癥狀發作時采集樣本。例如，對于人類間質肺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在患者癥狀發作后的四天內，將近60％的病例可以通過核酸檢測被檢測到，而在癥狀發作四天后，只有19％的病例能被檢測到。延遲采集樣本可能導致出現假陰性結果，而呼吸道病毒的平均峰值隨病毒種類、病癥的嚴重程度和個體的免疫狀態而異。這也表明仍需更多的工作來確定SARS-CoV-2確切病毒載量峰值出現的平均時間。

與其他呼吸道病毒相似，核酸檢測冠狀病毒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樣品的收集。在鼻咽（NP）拭子沒有正確插入鼻咽間隙而僅插入鼻孔的情況下，即使患者感染了SARS-CoV-2，也有可能出現假陰性結果。因此需要提醒醫護人員正確采集樣本的重要性，如果未能正確收集樣本，則無論檢測水平高低，都無法成功檢測到該病毒。對SARS-CoV-2檢測的最佳標本類型尚未確定，一項未經同行評審的研究表明，與鼻拭子和咽拭子相比，痰液可能是最好的非侵入性標本類型，不過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最佳標本類型和最佳采集時間。

Rhoads：這些用于檢測SARS-CoV-2的方法都是在近期出現感染后才開發出來的，因此迄今為止，對這些檢測手段在臨床應用中的準確性幾乎沒有研究和報道。值得贊揚的是對病毒基因組進行測序并且迅速向公眾公布的行為，這使得FDA批準的制造商能夠通過計算程序用序列比對快速判斷出他們已有的呼吸系統病毒檢測方法不能檢測出SARS-CoV-2。

Persing：迄今為止，關于病患臨床表現特征的數據很少。沒有哪種診斷方法是完美的。放射學所呈現的感染者特征，可能也僅限于感染疾病的晚期患者；而核酸檢測可能在早期產生假陰性結果，特別是在使用了錯誤的樣本類型時。在感染人數較多的地區，公共衛生部門的測試能力有限，樣品的周轉時間可能會延長，因此在各個醫院進行分散式測試的方法可能更合適。

在新冠流行區域，除臨床診斷和CT結果外，是否還需要額外的核酸檢測結果來對SARS-CoV-2感染者進行確診？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假陰性結果？

Pan：在中國某些地區，感染患者數量激增，而核酸檢測的能力跟不上臨床診斷的速度。因此產生了“臨床確診病例”的定義：無需核酸檢測，基于臨床評估和放射學表現就可以確診，此定義在一線診斷中特別有用，及時確診可降低患者聚集可能性，縮短住院時間，并對疫情進行有效地控制管理。對于那些臨床確診的病例，可以立即實施經驗性抗病毒治療和支持性治療，同時進行必要的流行病學調查。（參見《專家呼吁：避免重復檢測新冠病毒，不確診不應影響治療 | 117三人行》）

有一點十分重要：必須對醫護人員進行分析核酸檢測結果分析的相關培訓，因為核酸檢測盡管敏感性高，但對于臨床診斷高度疑似感染的患者，核酸檢測陰性仍不足以排除感染SARS-CoV-2的可能性。樣品采集的時間、樣品的質量（最好是下呼吸道樣品）、測試方法的性能、質量控制和測試專業人員培訓都會影響到測試的準確性。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對于那些具有典型臨床表現或明顯流行病跡象的患者，即使一次甚至兩次核酸檢測都呈陰性，也必須進行臨床治療和病例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應同時考慮其他測試方法，包括特異性IgM和IgG檢測。

Poon：患者最初的臨床表現是非特異性的。尤其是在流感季節里中，感染新冠與感染流感相似的癥狀給一線醫療帶來了很大的困擾。因此，仍建議進行病毒學實驗室測試。對于高度懷疑的病例，由于我們仍不確定最佳的臨床樣本類型，我們應同時采集多個樣本。

Charlton and Zelyas：不同地區的疾病流行性不同，確診的方式也就不同。在病毒流行地區，如果患者表現出SARS-CoV-2樣癥狀，進行實驗室檢測的結果不會改變患者的治療方案（即陽性或陰性結果不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方案），在此情況下也可不需要核酸檢測。但是在疾病非流行區域，核酸檢測結果的陽性或陰性會影響后續的控制手段（即是否將患者隔離到特定病房）或患者治療方案（即不同的治療方法），因此在這些地區必須要對疑似病例進行測試。不同地區不同機構可能會根據其當下的SARS-CoV-2流行水平采取不同的臨床干預措施。

任何實驗室的檢測均可能出現假陰性結果。如果患者出現SARS-CoV-2樣癥狀且核酸檢測為陰性，在未發現其他感染源的情況下，醫生將根據其臨床判斷經驗來治療患者。根據WHO的臨時指南，單個陰性測試結果并不排除SARS-CoV-2感染的可能性。此外，WHO還給出了提示：“強烈建議在嚴重的流行性疾病中使用下呼吸道樣本進行重復檢測” 。但是，重復檢測所有樣本會加重檢測機構的負擔，在測試需求較大的情況下，此建議可能不切實際。一些地區要求每位患者發送兩個檢測樣本（鼻咽拭子和喉嚨樣本組合或和下呼吸道樣本組合），以減少出現假陰性的可能性。在安大略省的一例病例是在喉嚨樣本中發現的，但鼻咽拭子樣本中沒有發現，而加拿大的其他所有病例都能從鼻咽拭子樣品中檢測出病毒。

Rhoads：核酸檢測本應該成為SARS-CoV-2例行診斷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疾病流行地區。但是，如果該地區因為感染病例太多而導致檢測呈陽性的可能性非常高，并且已經通過核酸檢測確認了許多病例，則額外增加核酸檢測或CT來再次確證感染的實用性很小。這個策略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關于流感檢測的建議類似。如果未使用核酸檢測或CT來確認診斷，則應采用基于臨床綜合征（體征、癥狀、接觸史）的國際統一診斷標準來診斷疾病。

應該由誰來提供SARS-CoV-2測試？進行測試的環境有何要求？

Pan：病毒學、流行病學和臨床需求決定了SARS-CoV-2檢測的首選流程。在中國疫情暴發的第一階段，所有檢測均由中國疾控中心和公共衛生實驗室完成。隨著時間推移，出現了持續的跨區域傳播，快速診斷和檢測成為暴發期間對疫情進行防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心實驗室中進行通量有限的檢測變得不夠理想，因為運輸樣本延長了周轉時間，并增加了生物安全性方面的風險。

鑒于病毒在中國的高流行性，包括CDC實驗室、公共衛生實驗室、醫院臨床實驗室和獨立實驗室在內的所有合格實驗室都應為此次疫情暴發提供體外診斷服務。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是，檢測速度加快有助于降低感染人數。

Charlton and Zelyas：在疫情暴發的當前階段，在北美的公共衛生實驗室進行SARS-CoV-2檢測很有意義。檢測僅限于具有前往特定地點暴露史或有特定接觸歷史的個人，商業的檢測才剛剛開始運作，并且檢測的樣本總數相對較低，因此非常適合在公共衛生實驗室進行。但是，考慮到病毒傳播的速度，以及各國無法有效控制病毒傳播，檢測需求可能會大大增加。此外，目前由公共衛生部門提供的檢測門檻（即僅對具有特定癥狀且具有特定旅行/接觸歷史的樣本進行檢測）并不能持久，因為滿足此類要求的樣本量會飛速增長，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中發生。

如果病毒感染在北美人群中持續存在，檢測的方案則需要更改。那時，可能需要重新評估資源以對所有可疑患者進行檢測。目前一些地區正在研究如何將SARS-CoV-2檢測納入常規呼吸道病毒檢測的工作流程。隨著北美感染此病毒的人數越來越多，可能需要將SARS-CoV-2檢測任務分發給急診實驗室以加快檢測速度。加拿大的一些區域已經開始采用這一方案。

Rhoads：SARS-CoV-2核酸檢測的實驗室選擇應與該病毒的流行程度以及臨床和公共衛生需求相一致。如果美國以后的SARS-CoV-2的流行程度很高并且成為像流感一樣的存在，則應該將檢測任務分配給當前有能力執行呼吸道病毒核酸檢測的所有實驗室。如果美國的病例蔓延仍局限在大多數國外輸入的病例，那么繼續將檢測范圍限制在公共衛生實驗室是合理的——在這些實驗室中，實驗者可以與公共衛生流行病學家密切合作，以幫助識別和追蹤病例。如果有效的藥物能成為治療患者的重要措施，那么為了盡快給患者提供最佳治療方案，核酸檢測的周轉時間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疾病患病率相對較低，采取更多的分散式實驗室檢測也是更加合理的選擇。

實驗室檢測人員和一線醫療人員需要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Babcock：對SARS-CoV-2或對來自疑似患者的樣品進行檢測時，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與常規用于檢測其他呼吸道病毒病原體時并無不同。使用標準安全操作指南可以在實驗室中對樣品進行安全管理。在臨床環境中，傳播途徑是選擇保護措施的依據。與大多數呼吸道病毒相似，新型的冠狀病毒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當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時，將會釋放飛沫，從而傳染給其他人。CDC建議醫護人員佩戴好個人防護設備，包括防護服、手套、護目鏡和呼吸器。

Pan：在SARS暴發期間有許多醫護人員被感染。因此，在此次疫情期間，應著重考慮到醫護人員也有很高的感染風險，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醫院可能出現的聚集性感染。一旦出現了醫護人員的感染情況，就應該在該醫院中實施更加嚴格的感染控制措施，而這一點需要大量的防護資源予以支持。到目前為止，SARS-CoV-2的傳播途徑尚未完全闡明，除了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之外，已經證實，存在通過氣溶膠和糞便傳播的可能性。根據現有的這些證據與和SARS-CoV-2的致病性，需要生物安全3級實驗室進行病毒分離和相關檢測，而臨床樣品可以在生物安全2級實驗室中由專業人員在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PPE）的情況下處理。一些實驗室對標本先進行滅活再檢測，此舉措對檢測靈敏度的影響尚不清楚，但不可忽視滅活導致假陰性結果的可能。

Charlton and Zelyas：在實驗室環境中，通用的預防措施（工作服、手套、在生物安全柜內操作）足以保護對原始樣品進行操作的醫護人員。如果在生物安全柜之外執行有氣霧生成的操作，則應使用增強的2級預防措施（例如額外佩戴N95口罩）。

至于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在護理可疑/確診病例時，應堅持采用預防措施，包括戴上外科口罩和護目鏡，防止接觸和飛沫傳染。在此前提下安全地收集鼻咽拭子，此過程不需要N95呼吸器。但如果執行的操作會產生氣溶膠（氣管插管、抽吸呼吸道），則還應采取更周密的預防措施，包括佩戴N95呼吸器和眼睛防護裝置。

當患者密度很大時(距離，使用霧化器有可能會造成感染。在SARS暴發期間，有很多因素導致患者在醫院病房中被感染，例如使用氧氣機、病床之間的距離過近、洗手臺公用，以及在病房內進行了復蘇救治等。鑒于SARS-CoV-2可能通過糞口傳播，洗手臺的合理規劃和使用對于防止醫院內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Rhoads：美國CDC依據當下對病毒和疾病的最新了解，持續更新實驗室的生物安全性要求。目前，常規的生物安全2級實驗室操作條件足以處理SARS-CoV-2疑似患者的樣本，但具有潛在傳染性的樣本應僅在生物安全柜中進行操作。CDC明確建議不要對可能含有SARS-CoV-2的樣本進行病毒培養。

與以往的呼吸道病毒暴發相比，當前的SARS-CoV-2暴發情況有何不同？

Poon：SARS-CoV-2具有很高的傳染性，R0約為2.5。與SARS和MERS不同，它在疾病早期就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此外，出現了無癥狀的病例，這在SARS的暴發過程中是未曾見到的。因此，中斷傳播鏈變得十分困難。最后一點，除了那些感染后康復的患者，世界上大多數人對SARS-CoV-2都沒有免疫力。

Charlton and Zelyas：目前來看SARS-CoV-2的傳播方式與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的傳播方式截然不同。MERS在人與人之間沒有持續傳播，而是經由多種人畜共患病源感染人類。這也是MERS感染人數相對較少（約2500例）且疫情尚未在全球蔓延的原因之一。MERS的R0通常被認為是

與MERS相比，SARS存在人際持續傳播的現象，并導致了超過8000人的感染。SARS的R0在2到5之間，并通過空氣中的飛沫傳播。最常見的傳播途徑是直接接觸粘膜和飛沫傳播。SARS的傳播很少出現在偶然的接觸中，只有處于高暴露環境下（例如在飛機上、醫護人員操作可能產生氣溶膠的程序等）才有被傳染的可能。這與當前暴發的SARS-CoV-2不同，雖然SARS-CoV-2 的R0值估計為1.4-3.9，但近距離和短暫接觸者被傳染很普遍。隨著更多信息的收集和揭示，它的R0數值仍有更改的可能。

Babcock：與人類史上前兩次冠狀病毒暴發（SARS和MERS）相比，到目前為止，SARS-CoV-2的傳播范圍最廣，感染人數最多。雖然目前估計80％的病例為輕度病例，并且病死率估計為2％左右，但我們仍然沒有對無癥狀患者或輕癥患者的嚴重程度做詳細研究，這類患者并不能被很好的確診，因此，所有感染者的病死率可能要低于預計值。

Rhoads：最近出現的呼吸道病毒包括2009 H1N1流感病毒、SARS和MERS。SARS和MERS比SARS-CoV-2更具致命性，但它們暴發的規模較小，這是因為SARS和MERS人群傳播能力較弱，更容易控制它們的蔓延。而在這三種病毒中，H1N1與SARS-CoV-2的發病率和病死率最為相近。盡管當前全球范圍內有已經有很多患者死于SARS-CoV-2感染，但其病死率仍遠低于SARS（約為15％）和MERS（估計為 34％）。H1N1和SARS-CoV-2的病死率均遠遠低于SARS和MERS。

在這次疫情中，公眾的認知如何影響SARS-CoV-2的防控工作？

Pan：經歷過SARS，公眾對傳染病暴發的認知更加深刻，尤其是中國，在社會的廣泛接受態度下，采取了一些嚴格的防控措施來控制疫情蔓延，包括限制人員跨地區流動、取消公共聚會、學校暫緩開學、居家隔離等措施。考慮到SARS-CoV-2可以在癥狀出現前傳播和無癥狀時傳播，僅靠這些政策可能不足以在短期內控制SARS-CoV-2的暴發。但這些手段也表現出了積極作用，例如減少了感染人數，延遲了病毒的傳播。而采取這些措施的長期有效性和成本仍有待確定。

Charlton and Zelyas：在加拿大（我認為在許多其他地區也是這樣），媒體的報道引起了人們對該病毒的極大恐懼，也因此，政府收到了許多針對SARS-CoV-2檢測的請求，盡管很多要求被檢測的人只是因為恐懼而非經歷了實際情況下的暴露，這導致一些轄區加強了對這些需求進行分類和評估。而在另一些地區，盡管檢測部門知道一些測試請求是不合理的，但由于測試量太大，無法逐一審查，只能對所有收到的樣本進行檢測。

從公共衛生學的角度看，加拿大對疑似病例的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例如，在艾伯塔省，所有可疑病例都通過衛生醫務人員來進行分類，如果患者病情未嚴重到需要住院的程度，則建議他們自行隔離，直到排除SARS-CoV-2的感染可能性為止。其他省份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建議采取自行隔離的策略，以減少醫院病床的負擔，并減輕病毒在醫院內傳染給易感人群（住院患者）的可能性。

在極少數情況下，“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國”的說法導致了種族偏見和恐懼。我們的一些亞洲工作人員因偶發咳嗽而被其他人擔心是SARS-CoV-2的感染者，也正因此許多不符合檢測要求的人都提出了檢測請求。因此，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建議媒體邀請臨床專家前來普及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途徑，可能有助于大家更清晰理性地認知疫情。

Rhoads：公眾對SARS-CoV-2的持續關注增加了大家向急診部門求助的病例數量，他們擔心自己已經暴露于病毒甚至已經感染疾病。但需要提醒民眾注意的是，此季節仍存在一些常見疾病，比如說出現流感樣癥狀的患者可能患上了流感而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本季度在美國每15個人中就有1人感染流感，而相比之下，目前SARS-CoV-2的發病率要低得多。

我們可以從當前的疫情防控中學到哪些策略來應對今后可能出現的類似情況？專業協會、公共衛生機構和監管機構可以采取哪些方式來更好地應對類似于SARS-CoV-2的疫情？

Pan：與過去的呼吸道病原體相比，SARS-CoV-2具有一些顯著的特征。與SARS-CoV和MERS-CoV相比，它具有低病死率和高傳染性。與其他人類冠狀病毒或季節性流感相比，SARS-CoV-2在老年患者和基礎疾病患者中引起了較高的發病率和病死率。

從此次疫情中我們可以學到那些教訓呢？首先，病原體是在持續進化的，因此應及時修改基于先前認知的初步評估和預測。第二，對于醫護人員和公共衛生專家來說，需要加強對早期病情的診斷，病例管理與針對醫療人員的保護措施也亟待實施。第三，對于新發或再發傳染病，我們需要始終保持開發快速診斷檢測的能力，在這次SARS-CoV-2暴發后，在很短的時間內，科學家開發了許多分子檢測方法和血清學檢測方法。同時，SARS-CoV-2的全基因組測序極大地促進了疫情控制。我們也期待著未來可能出現的針對新興病原體更靈敏更準確的檢測技術。

Persing：也許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的并不是“僅對某種疾病做出反應”的應對策略。我們需要做的是創建一個更加主動高效的應對機制，來更好地進行診斷和治療，從而為下一次病毒暴發做好準備。

Charlton and Zelyas：公共衛生實驗室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檢測用品的短缺。全球各國都面臨著試劑、標本采集套件和N95呼吸器短缺的問題。即使是常規呼吸道測試用品的供給也面臨著挑戰，我們需要與多個不同的供應商合作以維持正常的檢測能力。例如，H1N1大流行的時候，實驗室開始儲備應急檢測用品，但這些儲備策略也存在問題，比如說儲備了數以百萬計的外科口罩而N95呼吸器仍然不足。應鼓勵醫院管理者與他們的微生物臨床實驗室人員進行溝通，以調整應急庫存，確保下次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

Babcock：公共衛生部門的響應既要迅速也要具有前瞻性。適用于出現少數病例時的指南并不適用于出現大流行的情況。盡早獲得可靠的檢測手段是制訂應對措施的關鍵，這可以更好地評估實際病例數、地理和社區分布，并采用適當的控制措施。

Rhoads：信息的快速共享對公共衛生、臨床團隊和公眾都是有益的。這也有利于更好地組織和整理這些信息，并為將來可能的暴發提供參考。例如，在我們的醫院系統中，我們有針對不同群體的防護指南，包括護理人員、急診醫生、住院醫生、感染控制人員、實驗室人員和環境服務人員等。在臨床和公共衛生防護的過程中，每個成員都扮演著必不可少的角色，他們在未來的疫情暴發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共同創建在線分享平臺，以共享這些為不同工作人員量身定制的指導文件和清單。

如何讓以上這些分工不同的群體相互配合也存在著挑戰。例如，CDC更偏向使用鼻咽拭子/口咽拭子樣品進行檢測，但在臨床護理中，收集這類樣本并不是常規操作的一部分，我們的機構必須要了解并妥善處理這種差異。同樣，一些一線醫護人員也沒有負壓室的操作環境，因此，當出現疑似感染的患者時，由于設備的限制，他們沒有條件按照防控建議進行操作。這些問題并不是某一個機構所獨有的，我們需要一個平臺，更快地提供和傳播更加確切的信息。

Poon：從SARS和MERS事件中，我們已經學到了很多東西。世衛組織于2015年制定了研發藍圖，冠狀病毒一直被列為重點關注疾病之一。這些措施表明我們已經學會從歷史事件中學習經驗，以應對下一次疫情的暴發。SARS-CoV-2的出現時間還并不長，許多工作已經在過去幾周完成了，其中一些成果非常值得贊揚。每一天我們對病毒的認知都會更加深刻，相信經歷過此次疫情之后，面對未知的下一次病毒暴發，我們將掌握更多主動權。

參與采訪的專家：

1. Yang Pan (潘陽)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與地方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員。

2. Leo Poon (潘烈文)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兼系主任，工作主要集中在流感病毒和冠狀病毒的研究上，他是首批解碼SARS病毒序列的人之一，同時也是國際冠狀病毒研究組的委員會成員（自2006年起）。

3. Carmen Charlton

加拿大艾伯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醫學與牙科學院診斷與應用微生物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臨床微生物學。

4. Nathan Zelyas

加拿大艾伯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埃德蒙頓分校醫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系醫師，項目主任。

5. David Persing

美國賽沛（Cepheid）分子診斷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醫療技術官，指導全球研發活動，確定和創建新的研發計劃和戰略規劃。

6. Daniel Rhoads

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大學（University Hospitals Cleveland Medical Center, US）微生物學主任，國家病毒疾病病理監測中心臨床實驗室主任。

7. Hilary Babcock

BJC預防感染和流行病學部門的醫學總監，Barnes-Jewish和St. Louis兒童醫院的職業健康（傳染病）醫學總監。為BJC醫院制定的政策和程序提供醫療指導，為患者及醫護人員提供預防感染的專業建議。